小型银行的风险高，但它们失败之后对社会的影响也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生产组织的制度安排（往往被狭义理解为产权安排）往往是内生性的，是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所推衍出来的。第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有足够的应变能力。

在这方面，需要特别强调法制的作用。再比如，基本住房服务在新加坡被理解为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因此由政府直接提供，在美国则更多地被理解为私人产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可以认为，不同地区的中国民众偏好是不一样的。换言之，学者的角色在转变，从给社会开处方治病转换为给社会列菜单，帮助点菜，即，通过理性的分析，告诉社会公众和决策者，改革有什么的选项，每一个选项未来的后果是什么，而这些后果与今天相比，根据民众的口味，是更好还是更坏。而且，央行需要与财政部协调，而非孑然独立。

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以及步履艰难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一切都在呼唤着新的经济体制改革。因此，讨论改革的方式需要改革。因为这种税制反映和体现的是君主或独裁者一个人的税收意志，而且国家最高税权不受任何实质性的监督和制约。

因此，一个欲图建立公民社会，实现现代化转型的社会，根本说来，最好以唤醒税痛作为启蒙的切入点和主要任务。正因为这种隐秘的财税制度安排，才容易使一般的纳税人无法感觉到真正的税痛，从而放弃自己作为社会主人的权利，以及作为税收治理主体的纳税人的权利。而一个税制优劣的终极评价标准在于，这个税制是否有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利总量。可见，只要抓住了税收及其税痛这个关键，就可能最大地唤醒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与主人翁精神，为公民社会的构建塑造合格的公民，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但无论如何，中国社会真正的启蒙迟早要全面展开，这是任何公民社会建立都无法绕过去的泪水之谷。因此，其启蒙任务就最大、最艰巨。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征收是以流通中的商品和劳务为对象。启蒙是什么？不就是启发人要把自己和所有人都当人看的意识吗？试想，一个连将自己辛辛苦苦创获的财富被人悄悄地或公然地抢走都不在乎的人，何以成为一个有尊严有人格的人，何谈使人成为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唤醒税痛当是社会启蒙的最佳切入点。通常的做法，要么是在国家正税以外通过各种理由和借口收取税外费用，要么采取经营企业的形式，直接占有企业的利润。而且，由于税作为国民向政府购买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比价，事实上是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交换的目的物，反映着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公正平等与否，进而关系着一个社会治理基本结构的优劣。

既要消减税负轻重之痛，又要消减间接税与直接税比例失调之隐痛，以及税费杂多等隐性税收之税痛，还要消减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公正之税痛，更要消减税权民意基础不广泛、合法性欠缺，以及税权缺乏实质性监督导致的深层税痛。税痛肯定是分层次分类型的。道理在于这种税制反映和体现的仅仅是少数寡头的税收意志。而且，税痛越大，这种冲动和期待就会越大，渴望税改的动力也就会越大。

通常表现为不公开不透明的秘密财政制度安排，致使民众无法监督、无法行驶对征税人的监督权利，进而任其继续背离税制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利总量的终极目的。如果税改定位模糊，措置不当，节奏混乱，就会适得其反，或者南辕北辙，引发社会动荡，从而扭曲社会自然转型的轨迹。

但是，作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应如何发挥其后发优势，少走弯路，追求事半功倍的效果，当是一个亟待关注的大课题。而这种失职和失责，主要原因在于这个社会的税制和制度安排尚未达到最优，正处于极恶、次恶或次优的阶段。

因为，尊重每一个纳税人的人格和自由、财政公开化透明化是民主宪政制的内在要求。因此，如果没有对税痛本质及其功能的深刻认识，就不可能变税痛为动力，顺应税痛的本性，借势借力，推进税制及其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通过启蒙建立公民社会，进而促进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这既是当代发达国家现代化之路的经验，也是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转型的理性选择。税痛较大的社会，其税制属于次恶，该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或许已经启动，但启蒙的任务依然很大，重在如何通过彻底的启蒙，推进现代化转型尽快走上快车道。因为这种税制反映和体现的是大多数国民的税收意志（不是全部），因此，存在多数暴政的缺陷因为这种税制，国家的最高税权掌握在全体国民手中，其税法体现和反映的是每一个纳税人的税收意志，而且，其税权的监督和制衡拥有稳定有效的制度保障。

通常表现为不公开不透明的秘密财政制度安排，致使民众无法监督、无法行驶对征税人的监督权利，进而任其继续背离税制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利总量的终极目的。同时，也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最佳切入点和突破口。

而这种失职和失责，主要原因在于这个社会的税制和制度安排尚未达到最优，正处于极恶、次恶或次优的阶段。可见，税痛如何转化为启蒙的动力，以及税改和社会变革的动力，无疑都考验着一个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公民，每一个纳税人，以及每一个执政者及其官员的智慧与胆略。

就是说，越是优良的税制，其税痛就越小，越是恶劣的税制，其税痛越大。税痛肯定是分层次分类型的。

次恶税制下的纳税人税痛较大，执政者面临的税制改革的压力也就较大，对执政者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也就较高。因为这种税制反映和体现的是大多数国民的税收意志（不是全部），因此，存在多数暴政的缺陷。毋庸置疑的是，唯有民主宪政制的税制最优，最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利总量。因此，由于不知道不明白，表面看就似乎没有税痛，也不想呼吁，不想追问税款的去向与用途，甘愿处于植物人的状态，任凭政府及其官员按照他们自己的偏好去花钱，或者随意挥霍来自纳税人的财富。

笔者愚见，通过全面唤醒中国社会纳税人的税痛，进而建立公民社会，促进中国社会尽快实现现代化转型，应是一种最经济最理性的选择，也是一个最佳的启蒙切入点。如果税改定位模糊，措置不当，节奏混乱，就会适得其反，或者南辕北辙，引发社会动荡，从而扭曲社会自然转型的轨迹。

具体到中国社会，毋庸讳言，我们面临的税痛形势显然十分严峻，几乎是系统性的，可以说，各个层面各个类型的税痛都存在。显然，专制税制只能最小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利总量，甚至小到可以忽略。

事实上，唤醒不同层次税痛的过程，也就是唤醒民众做一个现代公民的过程。民主制税制次优，能够较大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利总量。

无疑，威权社会的税痛最大，税改及其社会转型面临的挑战也最大，社会启蒙的任务最艰巨。税痛折射税制优劣与社会文明程度通过唤醒纳税人的税痛而完成对大多数国民的思想启蒙，进而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至少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也是一种最优的选择。这是因为，税痛不仅折射一种税制的优劣，而且折射一个社会治理的文明程度。当然，就现实而言，执政者面临的税制改革的压力也就越大，对执政者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就越高。

具体说，税痛作为税收行为主体需求得不到满足时的一种心理反应，主要是指纳税人的涉税需求得不到满足时的一种心理反应。为了麻痹纳税人的税痛，威权社会通常的做法无非三点：一是建立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也就是悄悄地征税，从而隐秘地剥夺纳税人的主体权利，使纳税人处于不知情的状态。

因此，如果没有对税痛本质及其功能的深刻认识，就不可能变税痛为动力，顺应税痛的本性，借势借力，推进税制及其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公共理性告诉我们，通过逐步唤醒各种税痛，从而因势利导，促进税改和现代化转型，当是成本最低，可能发挥四两拨千斤功用的选择。

这就告诉我们，越是税痛大的税制，肩负的唤醒税痛的责任就越大，税改的民间推动力就越大，自然，这种税制所承载的社会启蒙责任也会越大。悲观地看，中国税改和社会现代化转型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最大，任务特别艰巨。

(责任编辑：钦州市)